二十世纪初，中国文学从陈独秀的“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，建设平易的抒情的
国民文学”；“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，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”；“推
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，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”，开始起步，经过一百年
的变迁，至二十一世纪初期，已经完全脱离了对人性的思考，对民族苦难的关注，
对时代风云变幻的记载，变成了政治宣传工具，变成了追求商业价值的胡编乱造，堕
落成权势和钱财的二奶。

五四时代，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化的震撼和启发下，向新文化转胎，胡适，鲁迅，刘
半农，陈独秀，粱启超，王维国等等具有深厚文字功底和思想深度的思想家的诞生，
使文学从士大夫的赏花呤月走向民众的现实生活，拉开了新文学革命的序幕。

随即从国民党和共产党各领风骚的三十年代，到解放初，沈从文，冰心，茅盾，曹
禺，老舍等等都继承了五四的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的思想，写出了不少与中国社会
息息相连和充满人性的作品。就连共产党文人，赵树理，周立波，丁玲，孙犁等等
优秀的作家，也在毛泽东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约束下拼命挣扎，力求在共产党政
治许可下，去写人，写人性，写实，我们今天仍可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他们努力的痕
迹。解放后，政治对文学的束缚更加紧缩， 我们再也听不到像艾青 “雪落在中国
的土地上”那样气势和悲恸的诗了。从总体上说这一代人在思想深度上已经比胡适，
鲁迅那一代大退了一步。

到了共产党如日中天的六十和七十年代，文学已经变成共产党笼中之鸟，青春之歌，
红日，林海雪原，金光大道，欧阳海之歌等等, 都是根据共产党一时的政策臆想出
来，完全脱离现实的作品。这些作家写作已经完全不顾忌现实的限制，而只考虑党
的需要了。他们作品的生命甚至都不能延续到共产党的整个历史时期，因为共产党
的政策不断在变化。这个时期的文学是对五四精神的反动，五四使文学从士大夫的花
园走到民间的平房，而新时期的文学使文学从民间的平房回到官员的衙门(不是花园
)，像乐队一样为官员的话和指示奏乐。 。

随着四人帮倒台应声而起的伤痕文学，使文学从唱诗班式的歌颂有限度的回到了现
实主义的基础上，像张贤亮那样的一批作家都有着丰富的生活基础，对中国底层社
会有深刻的了解，可惜由于短视的功利主义和思想人文基础的浅薄，使他们没有到
达更高的高峰，中国在经过了令人颤栗的四分之一世纪的苦难之后，失去了产生
“静静的顿河” ， “ 暴风雨”， “ 飘” 那样的时代巨作的机会。

介于伤痕文学与商业文学之中的高行健先生是一个异数，他的“灵山” 和“ 一个
人的圣经” 完全不理睬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文学规矩和现状，走上了孤独的心灵摸索
之路，由于走得太远而不能为同时代的文人理解和接受。他的“ 一个人的圣经” 
是我读到的最真实的关于文化革命的作品，感到可惜的是涉及到的场景只是文化革
命的一个极小部分。

此后的商业文学已经非文学可言，文学已变为共产党宣传队，香港式的武打胡闹，
少女的思春幻想，以历史为名义的现代历史故事胡编，一鸣惊人的性语言和性奇想，
和各种标新立异堆积起来的污秽作品。至此文学的目的除了讨好权势，讨好富豪，
讨好观众口味，换名，换利和换钱以外，已别无它求了。

百年来，中国文学既失去了中国古代文人视作生命的清高和孤傲，也没有达到五四
以来曾经鼓舞过几代文人的走向人的文学，走向民众文学，走向现实文学的目标。
中国文学正应验着鲁迅作品中九斤老太太说的 “一代不如一代”，从没落走向名存
实亡。

现代网络的兴起可能使很多真正有才能的中国作家浮上水面，改变这个被权势和钱
财控制的文坛。但是数量如海洋的网络，如果得不到卓有见识的提炼，也同样可以
淹死这些脆弱的崭露头角的作品。所以评估网络文学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尚为时太早。